談選民與選舉.民意調查報導之後
吳統雄（原刊「聯合報系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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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我
當聯合報「選民與選舉」民意調查系列報導告一段落以後, 一份黨外政論雜誌談到這項研究, 並在文中提到我,
說這項研究是因為我在「極右型的民主觀念」下的產物。
當我和家人共進晚餐, 在餐桌上, 我對當前的各種政治問題發表了一些意見之後, 從軍中退休已多年的爸爸忍不住大聲問我: 「是誰告訴你這些左派思想的?
你到底交了什麼壞朋友? 」
我, 同樣的我, 以相同的基本態度, 談相同的政治問題, 我親密的家屬,嫌我太左; 一位陌生的作者, 卻嫌我太右。一樣的論題, 為甚麼卻得到忽左忽右兩樣評價呢?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 不同的人, 看同樣的事情, 會因為主觀的態度不同, 而有不同的評價。
對聯合報「選民與選舉」民意調查的反應, 也可以說發生了相同的現象。
應深思外界的反應
劉社長最近交下一份由文化大學發行的「文化一周」,
這期刊物的主題是評論聯合報的民意調查作業。劉社長並批示「在系刊中說明使同仁能確實暸解」。
外界報刊對這項民意調查的反應大致有四類:
(1)鼓勵的。如銘報社論說:「能將媒介的功能發揮至極限。」
(2)反對的。如生根雜誌說,這項調查是自導、自演的。
(3)正反意見都有的。如文化一周藉訪問學者及新聞從業員以抒發觀感。
(4)不評論,但模仿跟進的。如中國時報也跟著以候選人為對象作了一項調查。不過，很有趣的是，在選前聯合報宣布要作民意調查時，中國時報曾經發表一篇社評，認為當前不適合開創民意調查，並宣示中國時報不會作民意調查。
就我個人的觀點,
我覺得進行民意調查，是協助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當前民意調查中的一些缺陷，也必將因為經驗累積與技術革新而逐漸減少。對外界而言，我們應該多鼓吹民眾對民意調查的興趣與信心；但是對社內而言，我們不必多贅文轉述鼓勵的話，而應該多聽反對的意見。
從反對意見中，我們也許可以檢討：
(1)為什麼有人反對？
(2)在反對意見中，我們是否能得到一些積極的啟示？
尤其這項調查牽涉許多當前敏感的政治問題，從對調查結論的反應中，我們進一步可以剖析：
(3)這些反應的政治意義，以及新聞從業員報導政治問題時的一些相關觀念。
我想，這才是劉社長叮囑我們，要我們深思外界反應的理由。
「酸葡萄」心理
對這項調查不表贊同的理由，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
第一種是自己沒有作，又見不得別人領先去作。譬如文化一周訪問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先生，林先生說：「聯合報民意調查，勇氣可嘉，成效不佳。...時報亦曾考慮作民意調查，基於實質效果的考慮，認為作調查，將吃力不討好，故予否決。」
劉社長在這段話旁邊批了「酸葡萄」三個字，應是這種反應的最佳寫照。
第二種是一意杯葛式的。譬如生根雜誌「聯合報的統計魔術」一文，說這項調查是「小型中常會」指示的「新聞輔選」，「自己出題、自己答題」。
他提到這項調查的「動機」與「過程」兩部分均不符事實。這項調查計劃在民國六十七年即已初步提出，經過多位主管、同人不斷的磋商、修定，最後才為報社採納，絕非報社指派的輔選任務，更沒有任何一位主管同仁向我說，要借調查捧誰貶誰；同時，我們訪問了數千人，原始資料俱在，怎麼能說是自問自答？
細讀這篇文章，似乎對報業豪無信心，對人也無任何基本敬意，他似乎並不試圖從調查資料尋求理論上不同的解釋，卻大量地在人身上加諸不友好的形容詞．從這種不由事實與理論發出的反應，似乎很難給人參考的價值。
第三種是戒懼式的．在調查期間，我曾和在黨外政治活動中十分活躍的謝長廷律師，交換這次調查有關的意見。謝先生說：「我相信你們很認真、有根據地做調查，我也相信你們新聞從業人員有推動民主政治的決心。但是就黨外的立場，我們仍然要主張懷疑聯合報的調查，不願意見到聯合報的調查成為權威，就是產生共信的力量，因為萬一你們成為權威，一旦發生偏袒，那是很危險的事！」
我們尊重每一位有理性的人堅守胎他的立場，因此謝先生的談話是可諒解的。但是他的疑慮，也反映了有些知識份子還不敢信任我們的社會能產生「獨立的意見權威」，顯示我們的政治環境還有不夠進步的地方，值得我們不斷去追求改革。
●1990 年後記
強化反面意見造成扭曲
文化一周曾請胡佛教授就「功能」與「方法」兩方面評述這次的調查。文化一周在報導中說，胡教授認為這次的調查有充分的正面功能，但在文末則寫著：「胡佛表示...
在技術上還值得進一步推敲。」
後來,
胡佛教授遇到我，他說：「奇怪，文化一周把我對方法方面的意思說反了。」 胡佛教授說：「訪問的人一直問我，方法上有沒有問題，我說，很好啊！因為我參加了你們的作業，看你們出問題，看你門撥電話，看你們現場作訪問與分析，我覺得你們方法很嚴謹，技術也很成熟。不知道文化一周為什麼沒有把我的意思寫出來，反而把我沒有說的話放在最後呢！」
銘報也訪問了胡教授，他們的報導就比較更接近胡教授的意思。
而文化一周訪問的另一位先生，他的意見經報導後，好像也發生類似胡教授的狀況。也就是說，文化一周基本上是正反意見皆報導，但似乎略為壓抑正面的意見，稍為強化了反面的觀感。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我推測第一是文化一周並沒有和他所評論的主體─聯合報調查單位接觸，由於報導者在評論一件他沒有親身接觸的事情，不免產生一層「隔」，而「隔」就比較使人在基調上採取懷疑的態度。
相對的,銘報人員不僅到實地採訪, 參觀實際作業情形, 甚至錄影下來留作資料, 就比較能夠掌握細節, 作出比較平衡的報導。
第二個可能, 是這次調查結論, 大體可以歸納為「國民對現狀相當滿意」感到懷疑, 從而懷疑調查的正確性。
文化一周沒有和我們接觸而作了這樣的報導, 固有令我們遺憾之處;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也反應這群年輕人可能有在懷疑中追求革新的淺力, 也無不可愛之處。
相信這群年輕人再經過未來的歷鍊之後, 會漸漸體悟新聞報導追求周全與平衡的真諦。但如何縮短年輕人歷鍊與過渡所需要的期間, 也是社會的責任。
拉平政治資訊差距
總結各界對這次調查的反應,我們可以得到四項相關的感受:
--當前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群之間, 存在很大的政治資訊差距, 從而形成不小的政治態度歧異, 有待報業來負起溝通這些差距的責任。
文前我曾提到, 生根的作者說我「右」, 我的父親卻說我「左」, 主要就是他們所熟悉的政治資訊迥然不同的緣故。在這次調查中,
我們也發現受訪者中, 有明顯而嚴重的政治資訊差距。
在傳播研究中, 有一種特別研究「資訊與態度」的理論, 引申這項理論,可以指出: 政治資訊少的人容易對現狀滿意, 政治資訊多的人容易對現狀不滿;
而一向資訊少的人, 突然獲得大量的政治資訊, 會對現狀極度的不滿; 但對資訊少的人, 逐漸提供政治資訊, 他的不滿程度會比較緩和。
從我們的調查可以看出, 有半數以上的國民極度缺乏政治資訊, 幾乎沒有一點基本現代政治常識, 完全以為「官治民順」就是好政治, 因此對現狀完全滿意。對這些人,
聯合報專欄主任孟玄兄特名之為「政治文盲」。
社會的安定, 通常和國民對現狀滿意的滿意程度成正比。展望未來, 政治資訊的流通, 一定愈來愈發達, 「政治文盲」也必將逐漸會經由各種管道,
升格成為「政治有識之士」, 如果我們還希望社會的安定建築在「政治文盲」身上, 將是一種不落實的做法。更有甚者,
「政治文盲」如果經由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政治孔道, 突然變成「政治資訊暴發戶」, 更容易引起社會動盪不安。
因此, 如何拉平國民之間政治資訊的差距, 保障未來社會和協發展, 應是現代報業現在就開始考慮的問題。
--報導政治問題,宜秉持進步的心情、誠實的態度,與穩定的步伐。
在這次調查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對「戒嚴法」的態度。我曾與許多年輕的主管與同仁，討論過戒嚴法的問題，大體上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戒嚴法當前適用的範圍已經十分窄小，既然它有礙國際視聽，在適當的情況下，倒也不妨以別種法律的形式，保存戒嚴法在當前所需要保存的實質。
但在訪問中，很多人都無法深入思索這些層次，譬如我自己訪問的一位淡江大學畢業生就斬釘截鐵地說：「戒嚴法是管束壞人的，我贊成保存！」姑且不論民眾心目中「壞人」的定義是否很含糊，不能明確指出「壞」的意思，但結果有七成以上的人，以這樣的理由非常支持戒嚴法，卻是不爭的事實．
參加調查的同仁對這樣的資料都十分驚奇，但這樣的意見是有前述理由可以解釋的，我們就必須尊重這項事實。因此，我們就必須公佈事實資料，不能儰造資料符合調查者的觀感。
主持調查的我們，雖然不盡同意受我們訪問者的觀點，但我們不能夠說謊！不能夠在報導中改變他們的意思。
在這項處理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社內的領導主管與工作同仁，都有追求政治進步的心情，但也知道政治改革不是一蹴可幾的，應在維持大多數人福祇的情況下穩健發展。事實上，在報系服務七年來，我也體認到這一無形的共識，以成為報系內一項穩定的傳統，這項傳統不進僅是健全的報導精神，對國家發展無疑也有間接有益的影響。
常存自惕之念
--當別人對我們報導不夠公平的時候，我們新聞記者更要時時以追求平衡報導自惕。
聯合報總編輯趙玉老第一眼看到文化一周，就指出了：「他們違反了平衡報導的原則。」原來，他們將以與聯合報劇烈競爭報紙裡工作人員的話作為標題，卻沒有訪問聯合報的意見，怎麼可能避免一面倒的傾向呢？
當別人對我們報導不公，我們立刻能指出原因，並且感到不無遺憾。那麼我們新聞記者一天到晚報導別人，是否也容易忽略平衡，給別人困擾呢？因使從這個教訓中，我們也可以反省到，絕對要儘可能「眼見為真，查證周到」，避免道聽塗說，更不可擴張自己主觀的意見到報導中去。
--報紙不僅負有報導新聞的任務，同時也挑著溝通社會和諧的責任。
在調查和競選期間，我聽說候選人江鵬堅律師在政見會上表示不信任我們的調查。於是，我就打算當晚去拜訪江律師的助選大將謝長廷律師，和他說明我們調查訪問的實情。
專欄組主任孟玄兄聽了我的計劃，也主動願意與我同去，結果我們三人有了一場相當愉快的會談，彼此獲得了相當的諒解。
在這件事上，我十分欽佩孟玄兄。孟玄兄平時處事固然和善可親，但他同時出面會談，卻是代表全國第一大報的身份。聯合報在這件事上，並沒有站在自大的角色上，反而謙遜的主動進行溝通，我覺得這項溝通，不是溝通聯合報和黨外的關係，而是溝通不同範疇中，但對民主政治有同樣熱忱的知識份子，共同促進政治現代化，這才是有意義的事！
因此，我在調查之後，深切感到一位新聞記者不僅應服務報系，也更應以服務報業、服務社會為己任。而現代的報業，也不僅有服務讀者，更有服務民主政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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