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之研究:研究方法的借鏡
美國是網路應用的始祖,也是當前網路使用最發達的國家,同樣的網路調查研究也最豐富,涵蓋了各種調查對象與主題,也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方法。美國的經驗提供了網路應用研究的最佳參考架構。
但由於美國崇尚以「私部門」主導個體經濟行為的精神,研究機構為求生存難免急功近利,以營利性委託調查為多,以反映個別現象為主,較欠缺長期性、全面性、隨機性、與大規模的研究;研究觀照也難免較多瑣碎、片斷、與迎合客戶需求,無法一定以「科學方法」為優先。
同時,如同網路事業在過去5年間的暴起暴落,網路調查機構本身也是起起伏伏,興亡、分裂、合併頻繁,以致資料無法累積、研究方法無法一貫、經驗無法有效承傳,也不易發掘出具備基礎性、核心性的使用因素與使用行為模式,從而形成能夠以簡馭繁、穩定一致的「科學知識」。
The Wall Street Journal[49] 對於網路調查機構的專題報導指出:「不同調查公司的對相同主題的報告,經常是顯著的不同。」這個事實顯示在網路應用調查領域--甚至在整個市場調查研究領域--仍然沒有「典範(Paradigm)」[35] ,這既是一個警惕,也是一個鼓勵:研究者仍有廣大可開拓、創新、貢獻的空間。
美國的調查機構通常是兼顧個人-家庭應用與企業應用,但以2000年為一個分水嶺,在2000年前,以個人-家庭應用為重,在2000年後重心則轉向企業應用、或從使用者端觀測企業電子商務B2C的應用。以2001年而言,其中較活躍的調查機構為Nielsen-NetRating, Jupiter Media Metrix, Plurimus, 和comScore。而Nielsen-NetRating已宣佈將在2001年底併購 Jupiter Media Metrix。
由於上述的社會背景,美國這方面的研究較「微觀」,在研究問題上能提供本研究參考處較少。但是,美國各調查機構在研究方法上多元發展的經驗,包括:隨機調查、非隨機調查、固定樣本調查、儀器(監視軟體)調查、主機數調查、資料流量調查、資料次級分析等,還是值得借鏡與學習改善。[24] [25] [26] [27] [31] [37] [39] [40] [42] [43] [45]
二、其他地區之研究:研究問題的啟示
相較美國,其他國家地區則有以「公部門」的力量,來推動企業網路應用的調查研究。其中尤可以英國、澳洲、新加坡為代表,他們界定的問題方向,與歷年的成果經驗,應是在臺灣進行相關研究的良好參考架構。
英國:江志浩[4] 指出,英國於1998年12月發表「競爭力白皮書」,制訂了知識經濟、數位經濟時代中新市場架構、供給、與需求的計畫與進程。次於1999年7月成立常設的「資訊時代政府推動委員會」,促進電子商務、電子政府、與電子公民的發展。
為了觀察政策實施與企業互動的狀況,以及與競爭國家的比較,並舉行年度「標竿研究」調查[30] ,最新的調查報告所界定的主要研究問題包括:連網普及率、連網應用項目與電子商務採用率、連網企業應用的態度分析-又包括推力與阻力,同時,觀測連網行為與企業規模、產業所在地區的交叉分析。
澳洲:林玉凡、潘明君[16] 闡述,澳洲是於1998年7月提出「澳洲資訊經濟策略初步提案」,計畫轉型發展產業的經營型態。再於1999年1月發表「資訊經濟策略架構」,作為澳洲政府推動資訊建設與數位經濟的藍圖、與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構想。
而澳洲的國家資訊經濟局,也隨即針對上項發展計畫的努力與成果,進行追蹤執行現況的調查報告。他們的觀測分為三個方向:連網普及率、應用深度、與應用影響。澳洲的分類名稱雖然和英國略有不同,但調查的變項內容仍大部分相同。另強調企業應用的基礎建設-連網方式、付費方式,以及與家庭-個人使用者的比較等。
新加坡:呂振誼[18] 所介述的新加坡,由於同為華人為主體的國家,更另有一番參考的深意。新加坡的前瞻性可說凌駕英澳,早在1991年就公告了名為IT2000的計畫,欲在2000年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智慧島」。1996年6月成立通訊與資訊科技部,負責推動相關政策,9月發表Singapore ONE(One Network for Everyone)計畫,使全島的家庭、企業、政府能夠串連起來。
新加坡的國家電腦局[41] 則負責調查統計資訊及連網應用的成果,在企業應用方面,觀測的項目幾與英國、澳洲相同,不過,新加坡也對未連網企業的態度作了調查與分析。
以上三國的企業連網應用主要問題,也應是在臺灣進行相關調查的基礎藍圖。
三、臺灣地區之研究:研究新典範的探索
臺灣過去對於企業網路應用的研究較少,亦均係採用間接推估法。如觀察伺服器的通訊流量,與統計「網路服務業者(ISP)」公佈的企業訂戶數量等[17] [20] [21] 。或將問卷放在網頁上的方式實施調查[5] ,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不可能接觸全體人口,只能瞭解少數主動參與者,雖然較容易實施,卻無法推論全體使用者。
有的工商機構可能具備鼓吹企業進取的熱忱,發表的報告對網路商務頗為樂觀[1]
[2]
,和學術的追求似略有不同。也有一些學位論文採用函件調查法訪問企業的網路應用,但由於函件調查不可避免的低「連繫(回收)率」,使得調查資料只宜作便利性的參考用,不宜逕為推論。
本系列研究於1996年在大台北地區實施了第一次的調查[12] ,這也是台灣第一份根據「隨機」實證方法,以臺灣地區家庭為母群產生的家庭-個人網路使用者與電子商務使用行為調查報告,其後,並每年進行一次[7] [8] [9] [12] [14] [50] [51] [52] [53] 。自2001年起,則開始增加本項以企業網路使用者為對象的研究。
本系列研究與一般市場調查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期望能夠真正追尋到「科學知識」,而不僅是描述零星的個案現象。
一項--通常是一系列--研究是否具有發展為突破性、開創性、「典範(paradigm)性」科學知識的可能?根據科學哲學的歷史,這樣的研究應該具備以下的三項特徵:
1. 研究的方法與過程是一種建立「典範」,挑戰與革命的過程。
2. 研究的目標是獲得一種以簡馭繁、「模式」化的敘述。
3. 研究的成果應能解釋、預測、與控制研究對象。
(一)典範
科學哲學史家Kuhn在探討科學的結構與革命的時候[35],一再強調科學只是從事相同研究者,一夥小社群中的共識—亦即「典範」(paradigm);而與大眾無關。
由於大眾本身沒有判斷科學的能力(或動機),大眾對科學的認識通常都來自當前的優勢科學小社群,形成一種二級傳播。
也就是說,大眾認識的科學,其實是當前優勢科學社群所定義的科學,是一種科學的「形象」而不是科學的本質。(注[1])
大眾很容易享受科學的結果,但很難瞭解科學的過程。大眾與科學,本質上是疏離的。
中國傳統智慧中其實早有相同的洞察,孔子說「中人不可以語上」,他並不是目中無人、孤芳自賞;也不是批評大眾資質不佳;而是大眾缺乏追求科學的動機,以及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這也是Kuhn一再強調科學是個「小」社群的原因之一。
那麼,當前優勢科學社群所定義的科學,是否就是最真的科學呢?在一定的時間範圍、一定的環境框架下或許是如此。
Kuhn也點出,科學的發展無法自外於政治社會環境的發展。因此,當前優勢科學社群其實是與當前的資源分配相結合的社群。而所謂的當前優勢科學社群,就是掌握當時最多發展資源的研究社群。
在重大科學突破上,即Kuhn稱為科學「典範」的建立上,當前優勢科學社群主動演化的少,而被迫改變的多,這也是Kuhn所以詮釋科學的發展,是一種「革命」過程的原因。
把這項觀照移到市場研究領域來看,當前一般的市場研究很少被認為具備充分的科學性,但弔詭的是,一般人還是跟隨著一般的市場研究方法走,這就是優勢社群在潛意識中主導的作用。
市場研究的困境,實在已說明有再創典範的必要。先進國家固然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但歷史上的典範突破並不是都發生在優勢國家。任何一位研究者,其實都有開創新典範的可能。
當然,典範的建立不是一蹴可幾,科學本身是一種不斷嘗試錯誤、求真的過程。嘗試可能發生錯誤,不嘗試卻永遠錯誤。
(二)以簡馭繁與模式
大眾和科學的疏離,是否因為科學很困難呢?
Kuhn在另外一本探討科學本質、科學基本張力的書中,提出了判別什麼才是良好科學理論的準則。[34]他指出:良好科學理論的條件之一,一定是形式很簡單。
也就是說,科學的困難不在結果,而在過程。這也就是說:科學是「知難行易」的。
以簡馭繁不是「簡陋」,而是能夠觀測到影響事件、或行為的「核心因素」,與核心因素間的「互動模式」。
如果把影響一個事件的所有因素通通都牽扯出來,就變成了蕪雜的個案描述,而不是科學。
當蘋果掉在牛頓頭上的時候,相關的因素很多,但牛頓卻觀測到了地心引力,而進一步發展出了最核心、簡明的「力的模式」:
f=ma
也從此奠基了現代物理學。
對一般人而言,可能只看到蘋果掉下來的「個案」與「現象」,也可能尋找了一些「表象」「具體可見」的解釋,如:「從綠變紅就會掉下來」「被鳥吃就會掉下來」;或是無法解釋,而尋求一些託之性靈宗教式的詮釋,如:「葉落歸根」「生命輪迴」等。(注[2])
但對牛頓而言,卻看到了不可見、但存在的「力」,而且發現了可測量的質量與加速度,描述出了形成「力」的「模式」。
投籃、開車、發射飛彈…看似無關的事情,要把它作好會牽扯數十、甚至千百因素的事情,但其最基礎、影響最深遠的知識,其實都是簡明的「力」而已。
(三)解釋、預測、控制
Kuhn說,科學典範的改變(transformations) 通常是革命的,而非和平的;經常是強迫優勢社群接受的,而非優勢社群主動認同的。而這個強迫的力量,就是新興典範能夠普遍在應用方面具體實現,發生「可以解釋、預測、控制」必然的效果。
物理科學研究,發生「解釋、預測、控制」的效果,經常是必然的。生命科學,過去常是或然的,但在2000年發現基因排序的真像後,未來也有可能成為必然的。
但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過去的各種理論經常是偶然的。要踏出科學「可解釋」的第一步,相關的研究發現至少必須是「穩定一致」的,不能夠是偶然的。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似乎只有近代經濟學被肯定為科學,也因為近代的貨幣主義,發現了貨幣是影響經濟行為的「核心因素」,進一步建構可解釋的貨幣理論模式,終於能夠產生相當程度穩定的預測與控制能力。
市場研究發展迄今,除了一些區域性的發現外,可以說還沒有任何一個能證明為「以簡馭繁、穩定一致」的知識典範。如果市場研究一旦能夠成為科學,就應能「解釋」「預測」使用行為,甚至在將來能夠經由公共政策或市場策略「控制」或「導引」(注[3])使用行為的發展方向。
(四)新典範的初步
本系列研究在過去似乎已經觀測到一個網路使用與電子商務市場發展的效標(criterion)因素:創新需求曲線。同時也發現到其穩定的預測(predictor)因素:合格使用者的成長率。這個簡明的模式,或許可發展成為未來市場策略的基礎。
在過去幾年本研究發現電子商務的市場發展動力,似可以創新使用的需求曲線來解釋。
而創新使用產生累積的使用者比率,進一步可以發展出網路使用與電子商務預測模型,如圖 1 。
圖 1.網路應用預測模式圖
根據這項預測模式,本研究者在1999年12月於交通大學舉辦的「傳播科技國際研討會」中,根據本項模式中形成的空洞(gap),已經公開發表、預測出了2000年3月底的「全球網路業務與股市大災難」,
而歷年圖形顯示趨勢的穩定一致性,也可以印證本研究系列的資料正確性與相當高的測量信度。
這項研究經驗與成果,並陸續在國際管理決策學會(IDSI)、西方管理決策學會(WDSI)發表[50] [51] [52] [53] ,引起各國學者廣泛的興趣與討論,獲得了與會者熱烈的重視與討論。
不過,對於本項模式中形成的空洞(gap)的預測,仍然基於質性的觀察,缺乏量化的供給曲線,作更精確的測量。
本系列研究自2001年起新增對企業應用的研究,或許就是一個提供探索供給因素的開端,追尋一個市場研究新典範的契機。
(注[1])有關追尋科學知識的過程,其實是本研究者在學習與探索中,逐漸領悟的道理。後來讀到Kuhn的著作,應屬「英雄所見略同」之感。但每每介述這方面的觀念時,都必須把「身為哈佛物理博士、歷史教授、廿世紀思想家的Kuhn」搬出來作護身符,這也算是「形象認知」理論的一種應用吧!